李鴻章特輯

今天是 2025 年 8 月 28 日， 在 129 年前的今天， 李鴻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抵達紐約。 在 1895 年甲午戰敗後， 清廷真正開始意識到自身的處境。 梁啟超說：

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清廷第一次有誠意地派欽差大臣出使歐美。 第一次出使歐洲的欽差大臣是郭嵩燾： 但以實際上朝廷的態度，與其說是欽差， 不如說是流放。 再者，郭嵩燾在甲午戰爭之前就去世了， 朝中能夠勝任出使各國任務的選擇實在不多。 於是，清廷只能欽定剛剛簽完《馬關條約》，臉上還卡著一顆子彈的洋務派大臣李鴻章出使泰西各國。 李鴻章的行程一路從 1896 年 4 月底抵達聖彼得堡開始， 後來經過普魯士、荷蘭、比利時、法國最後到倫敦， 於 8 月 22 日從英國南安普敦出發， 在六天後 8 月 28 日抵達紐約。

李鴻章的出訪可以說是萬眾矚目， 用萬人空巷來形容也不過分。 《李傅相歷聘歐美記》記載， 當李鴻章抵達港口時，美國人稱讚說：「觀其憑舷顧盼，竟不覺海行之苦，矍鑠哉是翁也！」 不過，李鴻章實際上應該是非常疲憊的， 因為在《李傅相歷聘歐美記》接下來的描述與在李鴻章日記《傅相游歷各國日記》中的紀錄就寫道， 李鴻章因為長途航行太過勞累，所以在下榻的飯店休息了一整天。 從港口到下榻飯店的路上場面非常盛大， 不但在港口響起廿一聲禮炮， 上岸後又有高規格的儀仗隊迎接， 路邊更是「人多如蟻」， 顯示李鴻章的訪問在美國確實是一件大事。

李鴻章經過華盛頓廣場公園前往下榻的處所。 圖片取自 Harper’s Weekly 在 1896 年 9 月 12 日的報導，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掃描。

李鴻章的隊伍穿過華盛頓廣場公園， 沿著熱鬧的第五大道北上。 華盛頓廣場公園周邊就是著名的紐約大學， 不過在李鴻章來訪的時候可能名氣還不大； 就算已經有點名氣，他路過時大概也不太容易注意到。 即便是今天如果不是看到建築物上有掛紫色的旗子， 也不容易分辨哪一棟是紐約大學的建築。

李鴻章下榻的地方是在第五大道和 34 街交叉口的 Waldorf 飯店。 這家飯店在 1893 年才剛開幕， 當時是紐約最豪華的旅館。 在《李傅相歷聘歐美記》裡， 它的名字被翻成「華大府」， 很能襯托出那份氣派。

李鴻章在 Waldorf 飯店門口乘坐馬車。當時他幾乎都是身著黃馬褂、頭戴花翎出行，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圖片取自 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Collections; ID: MNY67860。

這家飯店今天還在，在李鴻章訪美隔年改名為 Waldorf-Astoria 飯店。 不過它在 1929 年就搬離了原來的位置， 而舊址——第五大道和 34 街的交叉口——其實就是現在鼎鼎大名的帝國大廈所在地， 當年的儀仗隊就是在這裏迎接李鴻章的。

李鴻章在紐約的行程很多， 不過最重要的外交任務， 大概就是向當時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遞交國書。 特別的是，克利夫蘭不是在華府接見他，而是親自在紐約見了李鴻章， 地點在前任海部大臣 Whitney 位在中央公園東側的別墅 William C. Whitney House。 可惜這棟別墅在 1942 年被拆除，現在完全看不出來以前是棟別墅。 《李傅相歷聘歐美記》裡記載， 克利夫蘭總統「今聞中堂至美，將遞國書，不欲使有跋涉之勞，即日紆尊遠至」， 可以見得對於李鴻章的來訪是非常重視的。 不過話說回來，八月的時候美國國會正在放暑假，同時在放假的總統克利夫蘭剛好也在紐約逭暑，所以也不排除只是順道安排了這場會面。

在紐約的這段時間，李鴻章與各界人士都有接觸，包括美國官員、各國外交使節⋯等。 比較有趣的行程是李鴻章期間親自接受美國記者的採訪，地點就是在 Waldorf 飯店裏。 採訪的內容刊登在 1896 年 9 月 3 日的《紐約時報》， 標題是 “Li on American Hatred”。

李鴻章在《紐約時報》採訪的標題： 「李鴻章說：『中國勞工有更好的工作倫理』」。 圖片取自 《紐約時報》。

這篇採訪的全文可以直接在《紐約時報》的網站上找到， 裡面談到的主題很廣， 包含李鴻章對於中西教育制度比較、《排華法案》、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在華報紙的發行量與言論自由⋯等的看法。 採訪裡還有一些有趣的小細節， 例如李鴻章驚訝紐約的高樓竟然能蓋到二十多層樓， 這是他在歐洲也沒有見過的景象， 不過又覺得如果沒有電梯會很不方便， 還擔心如果蓋在中國的話颱風會把它們吹倒。 顯然李鴻章不知道美國也有颶風。 還有，李鴻章問美國是不是也有玉石，得知產量不多後，似乎因為中國獨占這種資源而有點得意。 而跟李鴻章晚年形象最相關的， 就是他的痰盂跟抽大煙的習慣了， 《紐約時報》的記者記錄了李鴻章身邊的侍者一邊遞痰盂給他吐痰，一邊遞菸給他抽的情形， 不知道這個痰盂跟簽《馬關條約》時用的痰盂是不是同一個？ 記者們對於這些光景似乎非常感興趣。

李鴻章在採訪中的態度不卑不亢， 而且表示對於美國的印象非常好。 比較意外的是， 他對於一些嚴肅問題的回答格外地現代以及大膽。 李鴻章直言：中國境內的報紙遠不如美國報紙敢講真話， 甚至批評中國的編輯「吝惜於說真話」，並且他們都「只說部分事實」。

The editors in China are great economizers of the truth; they tell only part of it.

此外，從李鴻章的回答看得出來他對現代的經濟運作有一定的了解。 他不只提到說需要有「資本、人力、土地」三者的結合才能發展經濟， 也提到華人移工能夠為美國提供低廉的勞動力， 美國人如果以自己的「自由」為傲，就不應該排斥華人移工； 再者，低廉的勞動力能夠讓美國的商品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 讓美國的實力超過歐洲列強。 李鴻章甚至還點評說英國只不過是「世界工廠」， 而美國才是創新力量的來源，如果能夠善用華人移工的話，美國的實力將會更強大。 這些觀點顯示，他對市場經濟和器物層面的理解，遠超出當時大多數清朝官員。

另外，李鴻章特別針對《排華法案》以及加州的《吉利法案》（Geary Act）做出批評， 認為這些法案嚴重剝奪了華人的權益，而在加州尤其嚴重。 在採訪中，李鴻章直言《排華法案》是 “The Most Unfair Law”， 並點出這背後是因為愛爾蘭裔勞工和其他工人想壟斷勞動力市場。 他用「美國的自由精神」結合「經濟利益」來駁斥這項法案， 論點相當犀利：

Your States represent the best typ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You are proud of your liberty and your freedom; but is this freedom? This is not liberty, because you are prevented from utilizing cheap labor in your manufactories and on your farms.

除此之外，他更來講出一句在當時背景以及他個人身份下極為驚人的話：

Do not consider me as a high Chinese official, but as a cosmopolitan; not as a Mandarin, but as a plain citizen of China and of the world, […]

這樣的觀點，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語境裡無疑是相當新穎的， 更何況它是出自天朝上國的欽差大臣之口。 我非常好奇當時李鴻章中文是怎麼說的： 像是 “cosmopolitan” 或是 “citizen of the world” 這些詞彙在當時的中文裡不敢說沒有， 但我猜除了李鴻章之外沒有被任何官員用來自我定位。 而李鴻章卻能夠用這樣的詞彙來表達他的想法， 也顯示出他對於西方思想的理解。 當然， 不排除翻譯在其中做了潤飾， 也不知道相信「中體西用」的李鴻章是否真的認同這樣的觀念； 不過比較可以確定的是，李鴻章確實知道這些概念， 他使用這些觀念在討論華工問題上讓這個議題不只停留在經濟制度層面， 而是試著把它提升到理念的層次。 無論怎麼說，李鴻章對《排華法案》痛心是真切的。 訪談紀錄中提到，李鴻章在整場採訪裡始終神情鎮定、舉止從容，毫無高官的架子； 唯獨在談到《排華法案》時，臉色明顯沉不住氣，甚至揮動起手臂在空中比劃。 可惜的是，美國並沒有給這位來自中國的欽差這個面子， 某些排華法案一直持續到二戰後都還在施行。

李鴻章對經濟制度的理解算是到位， 但在政治制度上就顯得有些盲點。 在採訪中， 李鴻章提到接下來馬上要發生的總統大選以及美國政黨政治， 在幾天後 9 月 10 日 The Cleveland Leader 的頭版更提到李鴻章對於選舉結果的預測 （事後看來是正確的預測）： 他認為民主黨將會失勢，共和黨的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將會當選。 這說明他對美國政治確實有一定的掌握。 不過，李鴻章似乎沒有把握民主政治的核心， 他天真地問記者：「為什麼不能把兩個政黨統合起來，一起為國家服務呢？」 李鴻章畢竟是滿清重臣， 最熟悉的就是極權政治跟官場的邏輯。 這大概也是為什麼他喜歡君主專斷的普魯士， 而無法真正理解民主共和制的美國。 對此，美國記者們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被《紐約時報》記錄了下來：

The naïveté of the suggestion to a people that thinks that its safety depends upon the beneficent attri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brought a smile to the faces of the reporters […]

看到這些觀點也讓人覺得有些哀傷， 一百多年前的李鴻章就看得清楚了——華人勞工俗擱大碗，報紙也沒辦法講真話； 盲點也很清楚——不清處民主共和的理念，相信極權才是高效、正確的政治形式。 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些情況似乎沒有太大的改變。

其他刊物也有報導李鴻章的紐約行，而且很多以漫畫的方式呈現。 例如在 9 月 6 日由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普利茲所發行的 《紐約世界報》上， 就刊登了一幅李鴻章穿著黃袍、坐著轎子出現在中國城的漫畫。

李鴻章穿著黃袍坐著轎子出現在中國城的漫畫。 出現在《紐約世界報》 9 月 6 日的漫畫 The Yellow Kid 中。 圖片取自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Yellow Kid。

這幅漫畫大概是參考當時李鴻章在中國城時的一些照片所繪製的：

李鴻章造訪紐約中國城（拍攝地點：勿街）。 圖片取自 Harper’s Weekly 在 1896 年 9 月 12 日的報導，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掃描。

今天的勿街長這樣：房子有些變化，但是大抵上跟一百年前看起來差不多，連街上的結綵看起來都很像。 現在除了多出青天白日滿地紅，還有中國國民黨駐美東支部的招牌：

好笑的是，在造訪中國城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李鴻章在中國城的時候， 因為人實在是太多了， 車子無法前進， 李鴻章只好下車步行。 後來要重新上車時， 他的手指指甲被他乘坐的車的車門夾到， 「痛不可忍」， 以至於無法參加原本當地華人為他準備的晚宴。 而他手指被夾到的新聞就出現在隔天的《紐約時報》採訪中。 除了華人圈以外， 也有報刊用李鴻章的名字來宣傳自己的報紙，可見當時李鴻章訪美的熱度。

身穿黃馬掛、頭戴花翎的李鴻章被畫成 New York Journal 週日報紙的廣告。 圖片取自美國國會圖書館。

李鴻章自己似乎也有看過一些這種漫畫， 在《紐約時報》記者問他對於這些漫畫的想法時， 他說「這些漫畫一點都不像我」，同時擺出一個奇怪的表情。 《紐約時報》的記者認為這是他有美式幽默感的展現， 我倒覺得這是美國人想太多。

除了跟記者的採訪之外， 李鴻章還特別跟基督教領袖會晤， 地點一樣是在 Waldorf 飯店。 這大概是因為除了列強政府以外， 教會是當時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組織。 在這場會晤中對話不多， 主要就是宣讀預先寫好的講稿。 有趣的是李鴻章在其中表達了他對基督教的理解，並且與儒家思想對照。 以下是他比較基督教與儒家的中文原文以及英文譯文的節錄：

若以大道言之，本大臣恆謂基督之福音，實近於吾儒之聖道。 惟儒教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基督教則謂「己之所欲，必施諸人」，用意似頗相反。

In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as far as I have been enabled to appreciate, Christianity does not differ much from Confucianism, as the Golden Rule is expressed in a positive form in one, while it is expressed in the negative form in another.

要其旨歸之所在，縱有異同出入，一任他人之評論，本大臣惟主二教相近一語而已。

Logically speaking, whether these two forms of expressing the same truth cover exactly the same ground or not, I leave it to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ose who have more philosophical tastes. It is, at the present, enough to conclude that there exists not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se sayings of the two greatest teachers, on the foundations of which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two systems of morality is built.

又考貴國人論道之真源，每曰人一而可分為三：人身一也、人性二也、人靈三也。 所惜救靈一說，儒教奉孔子「未知生，焉知死」之訓詞以為圭臬，故至今存而不論。 本大臣亦不甚了了，不必多言。

As man is composed of soul, intellect and body, I highly appreciate that your eminent Boards, in your arduous and much esteemed work in the field of China, have neglected none of the three. I need not say much about the first, being an unknowable mystery of which our greatest Confucius had only an activ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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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取自：《李傅相歷聘歐美記》。
英文取自：Interview with His Excellency Li Hung Chang。

另外，在李鴻章的日記《傅相游歷各國日記》中還有一段他與教會領袖的對話：

因其縱言及於大道，節相謂：「孔子之道與基督之道，大略相同。惟一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則『己所欲者，必施諸人』，差有廣狹之別。 然孔子不又云『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乎？」

教士的回答非常精彩：

[…] 就人事立論，自爾莫不相同。 然人與人相接，僅人之一倫耳。 基督之教，括天、人、物三大倫，廣遠高深，天下實無其匹。 […] 夫孔子之道，猶車輪也；人知車輪之能轉，而不知其何以轉。 耶穌之道，猶御者也；御者轉其車輪，行乎萬里。

李鴻章畢竟不是哲學家， 他自己也說他對這些東西「不甚了了」， 所以應該是講不贏這些教士。 在教士回答完之後李鴻章的評論是「雖曰道其所道，其亦有道乎哉」， 我猜就是懶得繼續說下去了。 不過李鴻章能比較基督教跟儒家思想還是挺有意思的。

除此之外，李鴻章還對於教會在中國的建設表示感謝， 其中包含感謝建造西式醫院與學校， 並且說到這分別是對「人身」與「人性」的照顧。 李鴻章也特別針對教會在鴉片問題上的努力表示感謝： 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 是英國教會的力量最積極地在英國國會中反對發動鴉片戰爭， 後來也是教會積極的協助華人戒除菸癮。 最後，李鴻章特別感謝了教會對於他個人的關心：

若夫本大臣一己之事，更於貴會有深感者。 本大臣前在日本猝受夷傷，乃蒙貴會在遠不遺，代禱上帝默垂蔭庇； 本大臣得讀禱文，深銘肺腑。 文中且有冀望我　君我民我國從此出水火而登衽席語，果蒙皇天恩佑一切轉危為安。 此種風義實令人天欽感，本國與本大臣何修而得之於諸君哉。

I have to render, in my own name, my best thanks for your most effective prayers to God to spare my life when it was imperilled by the assassin's bullet, and for your most kind wishes which you have just now so ably expressed in the interests of my sovereign, my country an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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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取自：《李傅相歷聘歐美記》。
英文取自：Interview with His Excellency Li Hung Chang。

英文翻譯顯然是直接跳過「果蒙皇天恩佑一切轉危為安」這句以及後面的客套話。 1896 年 9 月 12 日的《科學人》副刊中詳細的報導李鴻章的紐約行程中就有報導這段會晤。 這是一篇關於李鴻章的專題報導，出現在那天《科學人》副刊的頭版。 報導中介紹了李鴻章的生平事蹟，也介紹了他在紐約的行程，並且同樣摘錄了以上他比較基督教與儒家的內容， 顯然美國人對於這樣的比較也非常感興趣。

《科學人》報導中還提到了他跟當時已故美國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的深厚情誼， 因此， 李鴻章在紐約行程中特意撥冗前往格蘭特墓園致哀。 我相信對李鴻章個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並且莊嚴的行程： 當時格蘭特已經去世超過十年了，李鴻章到了墓園後，見到周遭已經舊草叢生，感慨萬千。 隔天《紐約時報》說道， 就在連隨行之人都未曾預料的時刻，李鴻章對著格蘭特的靈柩悲傷且莊重地說 “VALE!”。 不知他當時李鴻章中文是怎麼說的，但我想「永別了」最能貼近他當時的心情。

李鴻章憑弔格蘭特總統的墓。 《李傅相歷聘歐美記》記載：「中堂出自紐約行臺，至前民主格蘭德寢園。有宿草矣，為愴然者久之。從者以鮮花環進，敬懸墓門，循西方禮也。」 圖片取自 Harper’s Weekly 在 1896 年 9 月 12 日的報導，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掃描。

在《紐約時報》的採訪中， 李鴻章自己也有提到他曾經跟格蘭特見面： 格蘭特勸中國應引進歐美資本以振興經濟， 這個觀點李鴻章十分贊同。 這場會談發生在 1879 年，當時格蘭特卸任美國總統後展開環球旅行。 在他訪華期間，與時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在天津會晤， 還有合影留念。 兩人聊得很投緣，原因之一是他們都有平定內亂的經歷： 格蘭特打敗了南方州邦聯， 李鴻章則鎮壓了太平軍。 因為這樣共同的背景，讓彼此能相互理解，也給彼此都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格蘭特甚至盛讚李鴻章能與俾斯麥齊名。 格蘭特將軍在 1885 年於紐約去世， 他的陵墓就在今天哥倫比亞大學旁的河濱公園中， 現在是格蘭特紀念館。

紀念館的外觀採用古典的希臘羅馬風格， 特別是參考了羅馬萬神殿的設計； 至於內部，中央的地穴則是仿照拿破崙的陵墓而建。 不過，為什麼當時的建築師要選擇模仿拿破崙的墓則不得而知。

如拿破崙的陵墓一般，地穴中央安放著格蘭特夫婦的石棺； 格蘭特的妻子 Julia D. Grant 是到 1902 年過世後，才與格蘭特的石棺一同安葬在此。

美國警察抬著李鴻章的轎子前往格蘭特墓園的另一個角度。 The Sun 在 8 月 31 日報導到， 人群先是因為這滑稽的場面笑了起來，但很快又在看到警察們抬得十分輕鬆時，轉而爆發出熱烈的歡呼。 《紐約時報》隔天的報導宣稱有五十萬人來看李鴻章當天的行程， 這個數字顯然是誇大了，但是確實看得到這張照片的背景中滿滿的都是人。 圖片取自《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一書中， 但是沒有標示這張圖片的出處。 經查後發現這張照片其中一版收藏於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物品編號 F1938.1.14。

除了獻上花圈與默哀之外， 李鴻章還希望以更長久的方式紀念與格蘭特的友誼。 因此，李鴻章特意贈送了一顆銀杏樹，種在格蘭特紀念館後方。 但是「種樹」可能不是李鴻章自己的主意： 根據 San Francisco Call 的報導， 他當時只是表示了想用一種比較永久的方式紀念與格蘭特的友誼， 有人就建議他可以種一棵樹，他便欣然同意。 今天仍能看得到這棵銀杏樹，是柵欄中右側，高大參天的那棵：

在柵欄裡面這棵銀杏樹前， 有面中英雙語的紀念碑，上面寫道：

大清光緒二十有三年，歲在子酉，孟夏初吉，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合肥李鴻章，敬為　 大美國前伯理璽天德葛蘭脫墓道種樹，用志景慕。 出使大臣二品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鐵嶺楊儒謹題。

This Tree is Planted at the Side of the Tomb of General U. S. Grant, Ex-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the Purpose of Commemorating His Greatness by Li Hung Chang, Guardian of the Prince, Grand Secretary of State, Earl of the First Order. Yang Yu,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China, Vic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Censors. Kwang Hsu 23rd Year, 4th Moon, May 1897.

李鴻章來訪時， 格蘭特的墓尚只是一座未完工的陵墓， 要等到隔年 1897 年才會建成紀念館。 李鴻章似乎早已得知此計畫， 自己也捐了五百美金以贊助紀念館的修建。 好笑的是， 李鴻章大概以為這與中國習俗相同， 是要幫格蘭特修一座廟， 所以他問身邊的美國人這是不是要蓋成一個 “Temple”， 美國人連忙回答說不是，只是一個 “Tomb” 而已。 反正碑文上雖然寫得看起來是李鴻章親自種的， 但實際上應該是事先託付當時駐美公使楊儒在紀念館建成後代為種下的。 這件事情《紐約時報》也有報導： 楊儒在隔年為「李鴻章樹」的種植舉行了儀式，為它鏟了第一鍬土。 百餘年來，這棵象徵友誼的樹歷經風雨滄桑： 《紐約時報》報導過有人在剝它的樹皮當作紀念，故亟需圍欄來保護； 後來也有報導說它的根都凍爛了，相關人員正在努力搶救這棵樹，但表示希望渺茫。

李鴻章樹及其紀念碑一百年前的樣子。 圖片取自 Grant Monument Association。

格蘭特將軍在 1879 年拜訪李鴻章後前往日本， 在長崎親手種下一棵樹（至於是什麼樹眾說紛紜，無花果樹、橡樹、榕樹都有人說）， 以為美日友誼之象徵。 然而，那棵樹已經在二戰中被摧毀了。 這邊的銀杏依然亭亭而立， 我至今仍可撿起它的落葉， 證明它活得很好， 願它能再活上一百年：

在紐約停留大約一週後， 李鴻章繼續前往費城與華府， 所到之處同樣引發熱烈關注與轟動。 其中當然不免還是有些荒謬的小插曲： 李鴻章抵達華盛頓火車站時， 恰逢站務主管為愛爾蘭裔， 因得知他在《紐約時報》上對愛爾蘭人的批評， 嚴令不許他的下屬為他抬轎， 害得李鴻章只能緩慢步行出火車站。 此後，他選擇不再前往美國西岸。 正如他在《紐約時報》採訪中對於加州與愛爾蘭人的批評， 他深知當地華人長期遭受不公待遇， 因此李鴻章完全不想經過那裡。 於是，他在結束華府的訪問後便離開美國到多倫多， 隨後沿陸路前往溫哥華， 並在 10 月 3 日從溫哥華搭船返回中國。 這趟清末最重要、為期五個月的外交使節任務， 也就此結束。

Harper’s Weekly 9 月 12 日報導中梳理了李鴻章在紐約的行程， 並在最後給予他極高的評價， 然而字裡行間卻流露出即便是美國人也能感受到的無可奈何。 報導寫道：

如果李鴻章年輕二十五歲，中國就會重獲新生。 從這個角度看，人們不難感到這位偉人來訪中帶有一絲悲劇意味。 它無疑記錄了中華文明最終的衰亡。

[I]f Li Hung-Chang were twenty-five years younger, China would be born again. In the light of that view one did not find it difficult to see an element of tragedy in the great man's visit. It undoubtedly records the ultimate doom of Chinese civil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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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為Harper’s Weekly 1896 年 9 月 12 日報導原文， 中文為筆者（ChatGPT 幫忙）翻譯。

李鴻章自返國至去世前，還要經歷戊戌變法、庚子拳亂與八國聯軍，並推動東南互保； 臨終前兩月，又奉命簽署《辛丑條約》幫慈禧和朝中大臣擦屁股。 在 1901 年，這位晚清最具影響力的重臣逝世，諡號文忠， 然而在當時很多百姓、官員乃至知識分子心中，他卻被視為首屈一指的賣國賊。 《紐約時報》1901 年 11 月 7 日的頭版頭條報導了李鴻章去世的消息， 其中的評述帶有跨越時空的先見之明：

雖然他成為中國對日戰爭失敗以及失去臺灣的替罪羊， 但他既未建議，也未贊同那場戰爭。 即便百姓已經接受了改革，這位改革者仍然被憎恨。 因此，即便在死後，李鴻章也不太可能得到人民的感激； 不會有人為他立祠，也不會有人前往其墓地祭拜。 然而，他一次又一次以自己的才智、耐心、幽默感與對人性的洞察， 將中國從愚昧的朝廷官員和謀臣所拖入的極度恥辱中拯救出來。

Although he was the scapegoat for the disastrous war of China against Japan and the loss of Formosa he neither counseled nor countenanced that war. The reformer is hated, even if the people accepted the reform. So it is not likely that even in death Li Hung [Chang] will find his people grateful. There will be no tablets erected to him, no pilgrimages to his tomb, no offerings to his memory, although time and again by his genius, his patience, his good humor and knowledge of men, he saved China from the lowest depths of humiliation into which her foolish Court officials and advisers have plunged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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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為《紐約時報》1901 年 11 月 7 日報導原文， 中文為筆者（ChatGPT 幫忙）翻譯。

《紐約時報》對李鴻章死後的預測終究還是過於樂觀。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群眾把李鴻章墳墓刨開，戮屍洩憤， 甚至把他還穿著黃馬褂的屍體綁在拖拉機後面拽行，直到屍骨散盡方才罷休。 格蘭特將軍在去世後，大家集資為他在紐約修建紀念館，讓他能長受眾人景仰； 李鴻章不僅為了這座紀念館捐了錢，還在留下了一顆銀杏樹以誌與這位美國英雄的情誼。 然而，這位曾被格蘭特將軍譽為「東方俾斯麥」的大臣卻落得如此下場，不勝唏噓。